密教“四归依”渊源初探

达照法师

　　“四归依”是密教修行的重要程式之一，也就是说：在归依三宝之前，就得归依自己的上师，而且是要以身、口、意三业作完全的归依和供养。这在佛教修学中是非常有特色的，在密教的修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四归依”并不是密教产生时就有，而是後来慢慢地从“三归依”发展起来的。［1］

　　 密教，又称为“秘密大乘”或“密宗”，是继中观、瑜伽之後兴起的又一种佛法的修学体系。在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时期，密教的成分就已经是以潜隐的方式存在，约从西元七世纪左右开始流行於世，一直到佛教在印度衰亡的十三世纪左右为止，代表了这一时期印度佛教的主要思想。所以，学术界把这个阶段称为“密教时期”。

　　 密教的产生是有多种原因的，而且也是有一个流变和发展的过程。吕建福在《中国密教史》中指出了：五种说法各有所偏，都不是圆满的说法。该书考证了密教最终形成派别的几个主要标志，举出七条理由来说明密教起源于陀罗尼的演化［2］。一般认为密教是由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及印度民间俗信相结合而产生［3］。这是顺应当时社会环境和佛教自身发展所决定的，尽管密教也没能挽回印度佛教的劫难，但是，它传入西藏後却还是在蓬勃地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了三大语系佛教的藏语系佛教。同时，传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密教，都没有象藏传密教那样系统、完整。

　　 密教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早期杂密、中期纯密、後期左道密。早期密教是以《持明咒藏》为始，逐渐形成的一套密法体系，注重各种佛事仪式，如设供、诵咒、结印契、结坛城等，也就是密教四部中的事续。中期密教是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代表，注重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也就是密教四部中的行续和瑜伽续。後期密教是以《密集金刚》、《胜乐金刚》、《时轮金刚》为代表，注重气脉明点的修炼和空有不二的禅定，也就是密教四部中的无上瑜伽续。［4］
　　 密教自有密教的诸多特色，其中注重“师承”，［5］就是非常突出的表现，尤其到了宋代之後，把“归依三宝”发展为“归依上师三宝”，原来的“三自归”到後来就成为“四归依”了。而且，把“上师”放到了“三宝”之前，显出“上师”比“三宝”更为重要，说“没有上师就没有佛法”。

　　 在早期密教时期，还没有形成“四归依”的修学形式；在中期密教时期，也还没有“四归依”的说法。如在西元八世纪左右开始流传的《大日经》，明确指出了修持真言的人，在接引学人的时候，应该让学人“三自归”，然後再给他忏悔。该经卷一说：

　　持真言行者，如是摄受已。命彼三自归，令说悔先罪。［6］

　　在该经的卷三又说：

　　依法召弟子，向坛而作净。授彼三自归，住胜菩提心。［7］

　　在该经的卷七［8］又说：

　　南无十方三世佛（佛），三种常身正法藏（法）。胜愿菩提大心者（僧），我今皆悉正归依。［9］

　　这是在“作礼”、“出罪”之後的“归依”时所应念诵的偈语。在《大日经》中三处讲到“归依”的问题，全都是以“佛、法、僧”这三宝为所归境的。可见在《大日经》流行的中期密教时期，并没有出现“四归依”的修法。不唯如此，就是在与《大日经》有关的其他着述中也同样只有“三归依”，如《大毗卢遮那佛说要略念诵经》说：

　　尔时作是思维：十方三世一切佛（佛），及深法藏（法），成就胜愿诸菩萨众（僧），我心皆悉归依。［10］

　　在《大日经念诵仪轨供养方便会第一》［11］、《大毗卢遮那经广大仪轨》卷上［12］等也提到了三归依：

　　归命（南无）十方三世佛，三种常身正法藏，胜愿菩提秘密众（大心者），我今皆悉正归依。［13］

　　但在《大日经》系统的《大日经持诵次第仪轨》一书中，却在“三归依”之後有添加了“真言”和“密印”。这表现出在恭敬三宝的同时，又对“密法”特别的重视。该书说：

　　归命十方正等觉，三世一切具三身，归命一切大乘法，归命不退菩提众，归命诸明真实言，归命一切诸密印。以身、口、意清净业，殷勤无量恭敬礼。［14］

　　以上是《大日经》系统的各种着作中有关“归依”的记载，说明了在中期密教的“真言乘”时期，只有“三归依”，而没有“四归依”。但对“真言”与“密印”就已经开始表现的有点突出了。
　　 那麽，比《大日经》稍後的《金刚顶经》系统对“归依”又是作何记录的呢？《金刚顶经》本身并没有对“归依”作过任何说明，而与它有关的典籍中却提到不少有关“归依”的问题。如在《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四说：

　　归依三宝：......（佛）我皆至心尽归依，......我今归依最胜法，......敬礼归命众中尊。［15］

　　而在唐朝不空三藏译的《受菩提心戒仪》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只归依三宝，不归依其他。如该书说：

　　归依诸如来，五智三身佛。归依金刚乘，自性真如法。归依不退转，大悲菩萨僧。归依三宝竟，终不更归依。［16］

　　这时的“三归依”是当作一种“戒”来受持的。从上文也可以看出这种“三归依”就是指的密教的“佛、法、僧”，而不加归依三宝之外的任何物件。
　　 然而，在《金刚顶经》系统的晚期，也有在“三归依”的同时，归依金刚部及诸眷属的，但不是指“金刚上师”。如唐朝善无畏译的《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上说的：

　　归依诸如来，及法菩萨众，莲花金刚部，并诸眷属等。［17］

　　莲花部和金刚部是在杂密时期以及纯密时期就已经被确立了的。所以，在纯密的晚期提出归依三宝之外又加归依“莲花金刚部，并诸眷属等”，也是顺理成章的了。但是，还没有明确的“四归依”之提出。
　　 那麽，“四归依”到底来源於何处呢？
　　 所谓“四归依”，如上所述：就是指在“三归依”之前加上“归依金刚上师”；也就是突出“上师”的重要性。这又可追溯到《大日经》时期。
　　 早在《大日经》的“真言乘”时期，就把阿闍梨等同於佛来看待了，这可能是後来把“金刚上师”加在“三宝”之前作为归依对象的主要原因。如在《大日经》的《阿闍梨真实智品》中说：

　　安住瑜伽座，寻念诸如来。若于此教法，解斯广大智。正觉大功德，说为阿闍梨。是即为如来，亦即名为佛。［18］

　　而在《金刚顶经》系统的晚期，就把“归依三宝”之前的“归依上师”这一消息透露了出来，如《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说：

　　归命礼普贤、金刚莲花手。说修瑜伽法，先应礼三宝。［19］

　　此书系唐代不空三藏所译，虽然偈中说明了“先应礼三宝”（因到《金刚顶经》时期一直都是只“归依三宝”的），但是在此颂文的“礼三宝”之前却首先就是“归命礼普贤、金刚莲花手”了。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在理论上还是“应先礼三宝”的，同时也表明了具有在“礼三宝”之前，归命上师或者本尊的倾向。
　　 这种倾向也是符合史实的。密教在七、八世纪时出现了《金刚顶经》而被称为“金刚乘”後，不断地发展，到十一、二世纪的印度波罗王朝统治时期，金刚乘中又出现了“易行乘”，在密教内部更加重视师承，甚至於对导师的恭敬程度大大地超过了对佛经的恭敬程度。［20］而这种态度，在十世纪中叶就表现得比较突出。如宋初施护等译出的《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21］以及同时代的法贤所译的《瑜伽大教王经》等，就把供养承事阿闍梨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如该经的卷一说：

　　先须亲近阿闍梨，所作诸法皆能成。若不亲近阿闍梨，所作诸法不可就。......是故志心求菩提，供养承事阿闍梨。恭敬尊重常孝顺，能施难施最上果。［22］

　　所以，到了後来就把上师阿闍梨提到了“三宝”之前来当作所归依的物件。如在元朝真智等翻译的《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一经中，开门见山就是一句：“敬礼一切最妙上师”，然後在第二段才说：“敬礼最上三宝”。［23］这就把“四归依”的结构表明得非常清楚。虽然说上师和三宝是一体的，上师就是代表三宝，但是在修行的实践上，上师又比三宝更为重要。因此，在“四归依”中就把“上师”放到了在首位。
　　 这在印度的着作方面可能还表现得不太突出（因为不久，佛教便在印度衰亡了），但在我国西藏的密教中就非常明显了。在他们的佛学着作中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表示，一般都是在着作的开头，用偈颂的方式把“四归依”写上去。如在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炬论》开头就这样写道：

　　顶礼儒童妙吉祥菩萨，三世诸佛及彼法，及诸僧众极敬礼。［24］

　　这是在论着的表达上所展示出来的，把“归依三宝”前面加上了“本尊”或“上师”，这里的妙吉祥菩萨就是代表了作者的“本尊”或“上师”。而在他们的修行实践中，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一般在进行修法之前，都要观想自己的上师、三宝，并且要念：“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尔嘛耶，南无桑噶耶。”然後，再发愿、修法。
　　 以上所述，是对密教中关於“四归依”的渊源作一初步的探讨，大概掌握其发展的线索。若有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注释：
　　 ［1］西藏佛教於佛、法、僧三宝之上，更置一喇嘛（上师），归依此四宝，称为四归依。《佛光大辞典》第1847页。
　　 ［2］参见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22—39页。
　　 ［3］参见方广錩《印度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204页。
　　 ［4］参见方广錩《印度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204页。
　　 ［5］参见《菩提道次第广论》，宗喀巴大师着，法尊法师译；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卷10，华宇出版社，佛历二五二八年十月初版，第630—631页。
　　 ［6］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善无畏、一行共译，见《大正藏》卷十八，第5页下。
　　 ［7］见《大正藏》卷十八，第23页下。
　　 ［8］此经前六卷的最後一品（嘱累品），似乎已经把全文作了总结，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前六卷的品数是连续到三十一品的，而到第七卷的品数又是从第一品开始，这种体例是不太符合常规的。是否说明这第七卷属於後人加上去的？！
　　 ［9］见《大正藏》卷十八，第46页中。
　　 ［10］见《大正藏》卷十八，第55页下。
　　 ［11］见《大正藏》卷十八，第65页下。
　　 ［12］见《大正藏》卷十八，第91页上。
　　 ［13］在有关《大日经》的着作中，几乎都只是说到“三归依”，而不见“四归依”的。如在《大藏经》卷十八的第108页下、109页上、127页中、144页中、181页中，都提到了此一颂文。
　　 ［14］见《大正藏》卷十八，第181页上。
　　 ［15］见《大正藏》卷十八，第249页上。
　　 ［16］见《大正藏》卷十八，第940页下。
　　 ［17］见《大正藏》卷十八，第693页中、704页中。
　　 ［18］见《大正藏》卷十八，第38页中。
　　 ［19］见《大正藏》卷十八，第299页中。
　　 ［20］参见吕瀓《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52页。黄心川在《中国密教史》一书的《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5页。
　　 ［21］见《大正藏》卷十八，第463页上。
　　 ［22］见《瑜伽大教王经》，《大正藏》卷十八，第560页中。
　　 ［23］此经为元代天竺俊辩大师唧时奈铭得哩连得罗磨宁及译主僧真智等译，见《大正藏》卷十九，第404页上。
　　 ［24］法尊法师译，《大藏经补编》卷10，华宇出版社，第76页。